评价一本书，就像评价一个人一样可以有很多角度。通常，最可能也是最起码的角度就是看其是否“可有可无”，就是说看其有什么样的特色。
陶东风先生在向读者重点推荐新近由八位青年学者合作的《学问中国》（
江西教育出版社）时，特别用了一个带社会群落行为意义定位的标题：《知识分子的第三种参与》。在阐述了知识分子与政治应有的一种关系后，陶文认为该书“体现了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的一种新的、独特的方式——既打破了传统知识分子的‘隐士’模式，又保持知识分子独立性”，因而该书“体现了一种民间本位与学术本位的立场”，是一种“融学术品格与政治关怀于一身”的严肃著作。平心说，作为一篇短短的推荐文章，陶文并无甚可挑剔的，可我一想起该书责编特意向我推荐这篇文章时的兴奋劲儿，便感到有几分悲凉。
首先，“知识分子”尤其是“中国知识分子”这个汉语词汇，无论是在阶级、阶层或社会群落意义上，还是在社会、历史（文化）价值功能意义上，在我的记忆里从来就是跟“悲哀”二字联系在一起的，因而我在作文或交谈要用其所指时，宁可选择“知识者”或“思想者”这一更纯粹也更“轻装”的词语；其次，有关思想者（知识者）的“独立性”“独立思考”，我想，实在不值得太多的关注，因为：思想者的思想自由和自由思想及其独立性，是思想者主体人格的一种起码品质。否则在我们的思想史上就不会有王船山、顾准、柏杨、李敖这些个名字，因而时至今日，如果我们还老是谈论什么“知识分子的独立性”和“独立思考”的意义，简直就是没出息。再次，至于该书的社会（民间）本位与学术本位的立场和“融学术品格与政治关怀于一身”及“认真严肃”的问题，这仍然是思想者主体人格品位即思想者自身“思想自由”的程度问题，仅仅指出这种“不同”哪怕是“很大的不同”，未免过于讨巧（尽管从“认真严肃”四字不难读出作者的“用心”及善意），因为囊中羞涩的读者恐怕恰恰“很想”听听推荐者“就此书的具体观点”展开一点哪怕是很初步的“评论”呢！
不过，陶文标题中“参与”二字，不仅暗示了《学问中国》的出版实际上意味着当代思想者或知识者正试图以自己独特的方式——开放言论及传播——去积极打破与社会现实的“分离和隔膜状况”，也让我想起了十二年前自己写过的一本小册子：《参与——现代人的追求》。在那本为回应“国际青年年”（1985）而写的小册子里，我力图求证“参与”不仅仅是通常所理解的“参政”，“参与意味着打破我们同世界的分离和隔膜状况，对拥入我们的世界作出积极反应，既与世界融为一体，又充畅着自己生命的独特价值”，因而“参与便意味着超越简单的逆反”，“意味着拥有参与的资格、参与的力量”即拥有“自己的特色”，“有‘中国特色’的现代化，必定要‘靠有自己特色’的中国人——特别是将要跨入二十一世纪的当代青年人去实现”。最后，我着意强调的是当代青年“参与社会工艺改造”和“参与精神文化更新”的必然性，而且他们将以“开放对话”的平等姿态寻求“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”的解决。
说来惭愧，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，囿于生存压力，我于学问一途实在是久违了。近日稍有归心，巧逢刘景琳君送来这本《学问中国》及陶东风先生的文章，嘱我务必写一书评。其实像我这种书读得不多且一开口就主观色彩很重的人，是最不适合写书评的，就算是盛情难却吧。让我们来看看《学问中国》有什么样的特色，就是说：该书有哪些特色是真正值得我们关注的？或者，该书有什么“学问”是我们在关注相同问题时所“绕不过”去的？
打开《学问中国》，便有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。左面用新五黑分六行竖排着的宣传语“最新人文观念，前卫中国话语，当代问题求解”，在页中央稳稳地托起一行英语书名，当视线向右延伸，一道反转线像一把利剑轻插由四种字体组成的“学问中国”四个大字中间，“哲学”、“政治”、“经济”、“社会”、“法律”、“教育”、“历史”、“生态”八大门类及其作者署名，便自下而上地援握于“剑把”之上，而扉页宽阔的留白，却又给人以一种轻松的疏朗感。这一设计，正象征着作为当代中国思想者的自信与开放的心身动机。
从本书内容上看，我们也不难发现，这种自信与开放也都异常充畅地贯通于八位作者各自的行文之中。而且，尽管他们的研究领域不同，思想风格各异，但无论是反思、追问、批判、诘难，抑或建构论说、提案对策，他们似乎不约而同地把着眼点都置于各自学问的“当代有效性”上。
我想特别指出的是，在《学问中国》一书中，所谓“学问的当代有效性”，不仅仅是一种价值取向，更重要的是它还体现在作者“思想所表达的现实感”与清晰严谨的学理化论说之中。就是说，他们在这里传达的“有效性”，既是价值的、现实的，也是学理的。于是，从这种“着眼于学问的当代有效性”的努力中，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的策士精神和策论传统在当代的延伸。应当说，身处世纪边缘的中国青年思想者们，把有着悠久历史的策士精神、策论传统引入当代“学问”，是一种有意味的大胆尝试，这一尝试既提高了所谓“对策研究”的学理化程度，又强化了思想学术的实用功能，若说其带有强烈的“实用理性”色彩也未尝不可，但它毕竟有着鲜明的、现代化的“当代话语”形式。而这，就是本书让我们不必回避也无法“绕过”的特色。我以为，他们很有可能因此而站到了“学问新世纪”的边缘！
我想，着眼于学问的当代有效性，在八位青年思想者的具体论说中，较充分的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：1）他们大多学贯古今，视一切思想文化成果为“资源”，尤其有能力把“开发”和“拥有”资源引向资源的“深加工”和“最佳配置”，从而在学理上超越了一个世纪以来的“中西二元取值”的思考方式；2）他们的基本感觉特好，不仅直接面对中国现实和未来发展的世界性问题，而且，其论述或对策的“共鸣性”、“可行性”较强，如盛洪《经济学的中国学派》一文中有关“改革成本”的论说，吴国盛《绿色中国，路在何方》中有关“第三条道路”的论述，苏力《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法治》有关中国现代法治“历史语境”的悖论，杨东平《中国进入教育世纪》中有关“大学精神”和“建立现代大学制度”的话题，赵汀阳《智慧复兴的中国机会》中有关“哲学感觉”或“基本感觉”的提出，刘军宁《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》中有关其论题的“七种关系”的辨析，秦晖《文化决定论的贫困》中经层层诘难而颖出的“自己对自己负责的历史观”，汪丁丁《涉及市场交换行为的三种道德立场》中为综合所谓“演进”理论、“交往理论”所做的努力等等，都具有很强的“可参与性”、“可操作性”或“可示范性”；因此，3）他们不仅在各自关注和研究的领域纵横捭阖得心应手，而且其思想水平思维层次之高，虽然未必“意味着中国思想界正在由现代化的‘西方话语’走向现代化的‘中国话语’”（且不说这种“走向”的可取性亦是问题），但作为世界思想史上的“中国声音”和“青春之声”，无论就其关注问题的广度深度而言，还是就其参与世界思想界的“对话姿态”来说，都堪称“世界级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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